很久以前就听说院士要写科普，当时社会上有多种声音，有的不太好听：1）院士的正事或者本职工作是从事科学创新研究，科普不是他们的本行，言外之意是院士写科普是不务正业。第二个疑问更严厉：2）他们会写吗？你以为谁都能写科普吗？
最近，几十部印装精良的“院士科普”图书正式出版了，现在可以肯定地回答上述两个疑问。首先，院士写科普是正业，是利国利民、有助于促进不同学科交流，进而提高全社会科学文化素质的伟大创举。第二，院士原来不会写科普也能学会写科普，有的原来就会写科普，而且写得极好。
由于工作的关系，最近几年我读了许多中外科普著作，对科普行业有些了解，也不断有人免费送我科普书。院士科普书系一出版，《科学时报》社送我15种先阅读，我读了其中的几种，如《第三种科学方法》、《沉默的宝藏》、《机会的数学》、《千秋功罪话水坝》、《菌物世界漫游》。相对于老院士的年龄和学识，我算是儿童，今日也就童言无忌，直来直去。
我的印象是，总体感觉不错，院士就是院士，出手不凡。首先这些著作所提供的知识是比较准确的，可信赖的，这很重要。第二，我在读过的几本中发现了精品，如陈希孺院士写的《机会的数学》极棒，可算得上世界性科普佳著。
在此之前我还从未找到一本写得如此好的关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通俗著作。此书好在用通俗的语言讲清了复杂的数学思想，特别是把其中的哲学观念也一并简明地揭示出来，能深入也能跳出来。没有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对相关数学的深刻理解，是绝对写不出来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大数定理”、“统计规律与因果关系”、“抽样的方法”和“显著性检验”几节。我以前翻看过的多种数理统计的教科书，道理都没有这部小册子讲得透，写法更没有这里生动。读后我一直清楚记得书中提到的“193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文学文摘》抽样失败”的典型案例，以及“费歇尔的女士品茶”的案例。
潘家铮院士在《千秋功罪话水坝》中描写的埃及阿斯旺高坝的功过，也写得极好，令人信服。石钟慈院士“第三种科学方法”这个提法很好，在科学方法论上是一创新。我记得郝柏林院士以前也有类似提法。这部书写得也很好，但实话说不如我的期望。如果能举几个简单而典型的实例，配上插图，可能会更好地论证书名的命题。另外，讲数值计算时，如能与常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作对比，也能增强说服力。
《菌物世界漫游》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现在面向儿童的这类图书倒是有许多，但面向成人的不多。国外这类书特别多，而且印刷精美。
对于院士科普书系，以及更广的一般科普图书，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科普的观念也在变化。总的趋势是向多样化发展，要求出版部门能够提供有关科学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层面的普及著作，包括科学文化和科学批判著作。科普的对象也不仅仅是没有文化的人，可以这样讲，当今科普非常重要的一块是学科间、行业间普及，这种普及将为科学创新提供更多的机会。基于这种认识，科普书要包括知识性普及和文化性普及，要有面向百姓的、面向人文学者的、面向领导干部的，也要有面向科技工作者的。“大科学”（科学社会学家普赖斯用语）时代的科学普及也一定是“大科普”。事实上，在每个方面、每个层次上都能写出科普佳著。在当前的中国，仍然有必要扭转科普地位低下的局面。我们的自然科学基金要有更大的比例用于科普研究和科普创作，甚至资助科普影视创作，院士写科普也可以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我们的科学评奖也要更多地考虑科学普及。科学普及必须延伸到大众传播领域，如果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始终充斥着弱智化的娱乐节目，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和“科教兴国”就只能是空洞的口号。
现在提几个建议：1）现在出版的院士科普图书仍然品种太少，学科覆盖面太小，如果能够出版300－400种的话，情况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影响也会大起来，加上近年来不断译介国外优秀科普著作，中国科普事业会有一个全新的起点。2）当前中国图书业发行处于极度“粗放性”经营状态，不利于科普图书的发行。必须从体制上着手，加强市场细分研究，针对特定人群进行精确化、对口营销，才有希望使好书能够顺利流通到想看这些书的人手中。我建议出版社联合起来在因特网上建立专卖店，只销售科普图书，这样的书店一定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院士科普书系》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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